略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形成（十）

刘邦马上得天下，还没有来得及下马治天下，就一命呜呼。意识形态的建设大业，到了他的曾孙子——汉武帝刘彻那里才算完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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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初文景二帝利用民众对秦王朝暴政的不满，顺从民意，与民休养生息，采取了道家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，谈不上有什么文功武治。经过了七十年的无为而治，到了武帝时期，汉朝已经变成了一个富得流油的大国。既然有了钱，汉武帝在开疆扩土，北击匈奴的同时，开始思索构筑怎么样的国家意识形态，让自己成为 “万事之统”的绝对权力统治者。于是，在元光元年下诏征求治国方略。

董仲舒是儒家人物，汉景帝时曾任博士，讲授《公羊春秋》。对于汉武帝抛出的绣球，董仲舒不失时机地呈上了自己的“新儒学”，并深得汉武帝的赞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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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天人感应，君权神授”是董氏儒学的“核心”。在他构筑的体系中，“天”重新回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，“君”依然是“天”在凡间的代言人。这粗看似与周公版没有太大差别，但是当中却蕴含着巨大的不同——在董版当中，“天”既有至高神的性质，又有着自然的属性。“天”在人的眼中，不再是高高在上，神秘莫测，它的行为举止都是有章可依，有道可循；而天人之间的交流，不再依靠祭祀或者占卜作为媒介，只要通过相互感应就可以进行。

“天人感应”理论肇源于春秋战国，经过汉儒的改造升级，更加趋于严密化和系统化，在天人的关系上，也赋予了人更大的主观能动性。“天地大人身，人身小天地”，人的肢体、器官、功能，甚至思想情绪语言都是和上天彼此对应，相互感应的。无论君王还是庶民，人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会与天产生互动，引起天的相应变化，只不过由于君王是人类社会的中心，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与天的变化更是息息相关。

正因如此，自然界的各种异常变化，就和君王的德行好坏联系在了一起，也就是说通过“阴阳灾异”的观察分析，就可以对君王的执政成绩进行一个“客观”的考核。君权神授，君权同样可以被神剥夺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“德行”。更关键的是，有没有德行，不是皇帝自己说了算，是由人世间发生的各种“阴阳灾异”所表征的。而对于“灾异”解读的权利，则下放到了儒生手里。拥有了这种权利，从理论上讲，则拥有了对王权的限制和制约的能力。这也是汉代儒生如同着了魔一般，热衷于谈论“灾异”的根本原因。

这是董仲舒为汉武帝精心设计的一套意识形态和政治框架，在取悦汉武帝的同时，也没忘为皇帝挖了一个小小的坑，为儒生的参政议政留了一个后门，从而使后世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成了制约王权的一支力量，客观上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汉武帝毕竟是毛主席称赞过的少数几个帝王，还是很聪明睿智的。他采纳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主张，使董氏新儒学逐渐成为“国教”，看重的正是新儒学对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作用。而对于这把双刃剑的厉害之处，他也心知肚明，在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之后，汉武帝秉承对这些“造神”大师不可不用，也不可大用的原则，让董仲舒离开权力中心，当了名为“江部相”的一个地方官员。

对于儒生利用“灾异”来议论朝政和皇帝的行为，汉武帝也是有忍耐限度的。董仲舒曾写过《灾异之记》，对辽东高庙之灾说三道四，议短论长，结果让主父偃参了一本，汉武帝大为光火，一道圣旨下来，董仲舒马上被扒去朝服，摘掉官帽，就要问罪开斩。幸亏多人说情，汉武帝这才回心转意，暂且寄下董仲舒颈上的人头。董仲舒跌跌撞撞出了死牢，也学乖了不少，知道在鸟笼子里什么是可以说的做的，什么又是千万不能触动的，从此不再拿性命去和天子开玩笑，“遂不敢复言灾异”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。

董仲舒的新儒学之所以成功，得益于他的因时制宜，与时俱进。董仲舒旧瓶装新酒，以儒家思想为外壳，塞进去大量的当时的黄老之学内容，按照统治者的要求重塑了天的形象和天人之间的关系，构筑了一个合政治、伦理、哲学、神学为一体，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识形态体系。

应当说，从西周建立到西汉建立，中间隔了一千年，从周公制定礼乐制度，到春秋战国的“礼崩乐坏”，再到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时代在变，但是“圣人以神道设教"的原则没变，历史车轮滚动了一个周期，又重新回到了原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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